他没有急着打开。

身后三步远的位置，孙学文回到自己的椅子上，“哐”的一声靠在铁皮柜上。那根一直叼着的烟终于点上了。

“两个月。”孙学文吐出一口烟。

声音不大不小。

赵永刚的脑袋在卷宗堆后面晃了一下，没露出来。小陈的笔在纸面上划了一道歪线，重新更正。

没人接茬。

但每个人都听懂了孙学文那字背后的意思——两个月，一桩两年都没破的案子，你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？

张建军拆开文档袋的封口。

红线绳绕了好几圈，火漆碎了一地。他把碎屑扫到一边，从里面抽出全部材料。

一份报案记录。

一份现场勘查表。

三份证人笔录。

一份不到半页纸的挂案报告。

总共，不到二十页。

张建军先看报案记录。

“1983年10月12日，临淮铁路货运站仓库管理员何振东报案称：三号仓库在季度盘点中发现短少高级烟酒一批。包括中华烟十二条、茅台酒六瓶、五粮液四瓶、凤凰烟八条及其他品牌烟酒若干。经初步估价，丢失物资总价值约人民币八千元。”

八千块。

1983年。

张建军的手指在“八千元”三个字上压了一秒。

一个铁路职工一年的工资不到七百块。八千块，相当于一个人不吃不喝干将近十二年。

这批烟酒本身就是问题。

铁路货运站的仓库，存的应该是货物、配件、原材料。高级烟酒算什么物资？中华烟、茅台酒，这些东西在1983年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品。一个货运站的仓库里，凭什么存着价值八千块的高级烟酒？

张建军把这个疑问压在脑子里，没有写下来。

继续看现场勘查表。

勘查人：李东海。

勘查日期：1983年10月13日。

报案后的第二天才勘查现场。

勘查内容只有寥寥几行：

“三号仓库面积约四十平方米，单层砖混结构。铁门，配德国产弹子锁一把。经检查，锁体完好，无撬动及破坏痕迹。仓库窗户为铁栏杆加玻璃结构，铁栏杆完好，玻璃无破损。仓库内部地面无异常脚印或拖拽痕迹。”

张建军的眼睛眯了起来。

这段话信息量太少。

一个合格的现场勘查，应该包括：仓库的进出信道有几个？日常出入管理制度是什么？钥匙由谁保管、有几把副钥匙？仓库周边有无目击者？盘点周期是多长、上一次盘点有无异常？

全没有。

一个字都没提。

李东海做的这份勘查表，等于在说：门没坏，窗没破，东西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

再看三份证人笔录。

第一份。仓库管理员何振东。

“……平时仓库钥匙由我保管，每天下班锁门，第二天早上开门。盘点时发现少了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”

第二份。货运站值班员刘海清。

“……我没看到可疑人员进出仓库。夜间巡逻的时候一切正常。”

第三份。装卸班组长王德福。

“……我们装卸组跟三号仓库打交道不多，平时都在月台那边干活。没注意到什么异常。”

三份笔录，格式高度一致。每份不到两百字。问话的套路一模一样：你看到什么了？没看到。你知道什么？不知道。

走过场。

张建军把笔录放下来。

最后是那份挂案报告。

不到五百字。

内核结论只有一句：“经调查，系内部人员作案可能性大，但因嫌疑人已调离本单位，现有证据不足以立案追诉。经科室讨论，报请挂案处理。”

嫌疑人已调离。

哪个嫌疑人？调到哪里了？调离的时间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？

一个字都没写。

张建军的后槽牙慢慢咬紧了。

这份卷宗，从头到尾，每一页都散发着同一个味道——精心制造的“死胡同”。

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。锁是好的，窗是好的，证人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知道。留给后来者的只有一个结论：查无可查，认了吧。

但恰恰是这种天衣无缝的“死局”，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。

真正的案子，现场不可能这么干净。除非有人在案发后对现场进行了系统性的清理，把所有有价值的线索在它们被记录下来之前就抹掉了。

谁有能力做这件事？

主办人。

张建军合上卷宗，把所有材料塞回牛皮纸文档袋里。

他没有在桌面上摊开白纸——前后左右都是眼睛。孙学文那种人恨不得脖子长两尺，隔三差五就往他桌面上瞟一眼。

他在脑子里摊了一张白纸。

1983年。价格双轨制。

这五个字象一把钥匙，精准地插进了83-7号案的锁眼里。

1983年前后，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分裂。同一种物资，国家计划内的调拨价和计划外的市场价之间，可以相差三到五倍。茅台酒国家牌价八块钱一瓶，黑市上能卖到四十块。

中华烟计划内供应价两毛七一包，市场上有钱都买不到。

高级烟酒是1983年利润最高的倒卖品种之一。

一个掌管铁路货运调度权力的人，完全有能力让一批紧俏物资在运输环节“蒸发”——入库时虚报数量，盘点时做平帐目，然后通过地下渠道高价出手。

东西不是被偷的。

东西是被卖的。

所谓的“失窃案”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“监守自盗”的遮羞布。

等帐面上的窟窿大到实在兜不住了，就报一个案。让“被盗”来消化掉亏空。

然后主办人亲自操刀调查，亲手制造一个查无可查的结论，盖上挂案的印章。

完美闭环。

张建军在脑子里的白纸上写下三个词。

价格双轨制。

物资倒卖。

监守自盗。

三条线汇成一个焦点——

这不是一桩失窃案。

这是一桩贪腐案。

“小张。”

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张建军的脊背没有动。只有脖子慢慢转了过去。

李东海站在自己办公室的门口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口冒着热气。笑容依然温和，但那双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，正从热气的间隙里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张建军的脸。

“看完了？”

“看完了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
张建军的表情从头到尾都没变过。那种十八岁新人面对陈年旧案的迷茫和认真，拿捏得分毫不差。

“材料有点少。不过先把思路理一理，有进展了再向您汇报。”

李东海点了点头。

“不着急。慢慢来。”

他端着搪瓷杯转身回了里间。门虚掩上。

门缝里，张建军看到李东海把搪瓷杯放在桌上。然后他的右手伸向电话机，拿起了听筒。

拨了一个号码。

张建军的视线收回来。

李东海在打电话。

打给谁？

他没有起身去偷听的冲动。那种蠢事轮不到他做。

但他的耳朵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

李东海拨号的声音——转盘电话的拨号声，每个数字映射的嗒嗒声次数不同。他数了。

七下。停顿。三下。停顿。六下。

七三六。

临淮铁路系统的内部交换机号码，七开头的是货运段。

李东海调到治安科不到两个星期，第一个电话打回了老单位。

张建军低下头。

目光重新落在那个发黄的牛皮纸文档袋上。

报案人的名字。

何振东。

卷宗里写的是“嫌疑人已调离本单位”。

何振东是报案人，也是仓库管理员。在这种监守自盗的案子里，仓库管理员要么是主谋，要么是帮凶，要么是替罪羊。

“已调离”。调到了哪里？

活着还是死了？

张建军的手指在文档袋的封口处轻轻摩挲了一下。纸张的触感粗糙、发脆，带着两年的霉味。

找到何振东，就等于找到了这桩烂案的第一根活线头。

但他现在不能动。

李东海的电话刚打完，门缝里传来听筒落回卡座的声音。

紧接着，孙学文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嘴里叼着烟，慢悠悠地往里间办公室走。

经过张建军桌前的时候，他的脚步顿了一下。

目光往下瞟了一眼，扫过桌面上的卷宗和张建军正在翻看的那页纸。

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李东海的办公室。

门关上了。

张建军的钢笔在空白的登记表上继续书写。字迹方正，一笔一划，跟之前抄台帐时一模一样。

从外面看，他就是一个埋头苦干的新人在啃一块嚼不动的硬骨头。

但他的耳朵在听。

里间办公室传来极低的说话声。听不清内容，但节奏可以分辨。

李东海在说。语速慢，停顿多。布置。

孙学文在听。偶尔嗯一声。

接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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