底板翘起来了。

下面是一个暗格。

暗格不大，长约三十厘米，宽约二十厘米，深度没超过十厘米。但里面塞得满满当当。

张建军拿起手电筒往里照。

七十多件金银首饰。项炼、手镯、戒指、耳环，大小不一，用布包裹着分了几堆。有的金项炼的链扣处还粘着一小团暗色的纤维——布料纤维，从衣服口袋里被扯出来的时候带下来的。

十三块手表。上海牌、海鸥牌、还有两块进口的，分别用手帕包着。

四百二十元现金，大团结和角票混在一起，没有扎捆。

最下面压着一本硬皮笔记本。比老鬼的帐本稍微大一点，但封面同样是黑色的。

张建军戴上手套，把笔记本抽出来。

翻开。

“进货记录。”。”

第二行：“10月5日，老孙转，上海牌手表一块，七成新，收价22元。”

老孙。

老鬼帐本上的名字。合肥城隍庙聚宝斋的“老孙”。

中间人。

老鬼把赃物交给老孙，老孙再分发给各地的窝点。层层转手，每一层都有利润空间，每一层都在洗去赃物的来路。

张建军的手指往后翻。

翻到十月七日的一条记录。

“10月7日，老孙转，金项炼一条，坠子为椭圆形琥珀，链长42厘米。收价120元。”

他的手指停在这条记录上。

琥珀坠子。椭圆形。链长42厘米。

三个月前，k117线第一起报案记录里，一名从广州返乡的旅客申报丢失了一条金项炼。报案材料上写的特征是：“18k金链子带琥珀坠子，椭圆形，链子比较长。”

铁证。

张建军把笔记本装进证物袋，封口。

庄副科长走过来。他看了一眼暗格里的东西，手电筒的光柱在金银首饰上扫了一遍。

他没说话。

但他看张建军的眼神变了。

从进门时那种“你一个铁路上来的毛头小子别碍事”的轻视，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

这小子蹲在柜子前不到两分钟，直接找到了暗格。没有翻箱倒柜，没有瞎摸乱碰，手电筒往底板一照，一撬就开了。

象是知道暗格在哪儿似的。

庄副科长把这个念头咽了回去。不可能知道。第一次来这个店，走进来之前连店铺的布局都没见过。

不是知道。

是经验。或者比经验更可怕的东西——直觉。

“小同志。”庄副科长的称呼变了，从“铁路上派来的”变成了“小同志”。

张建军抬头。

“这些东西，你先别动。我叫技术科的人来拍照固定。”

“好。”

张建军站起来，退后一步。

但他走出店铺大门的时候，回头扫了一眼被铐在折叠床上的秃顶男人。

秃顶男人的脸上已经从最初的呆滞变成了一种灰败的颜色。不是害怕，是终于明白自己的后半辈子在这一秒钟里被判了死刑。

张建军没有多看。

转身走进了鼓楼街凌晨五点的冷风里。

当天下午两点。

八路人马的战果汇总到了周德明的桌上。

一张a3大小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。

八个窝点全部查获。

逮捕涉案人员十二人。

起获各类赃物总价值超过四万元。

牵出横跨k117、乔戈里峰35、k89三条铁路线的积年旧案超过二十起。

十三块手表中，有三块能与此前未破案件的报案记录完全映射。那条带琥珀坠子的金项炼，经失主辨认确认无误。还有一只玉镯，失主提供的照片与实物比对后吻合度达百分之百。

周德明把汇总表看了三遍。

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省厅的号码。

通话时间不长。七分钟。

挂掉电话后，他在办公桌上摊开一张空白的公函纸。提起钢笔。

写了几个字，停下来。

叹了口气。

前世在部队的时候，首长说过一句话：“打仗的时候觉得胜利遥遥无期，等真打赢了，反而觉得一切都快得不真实。”

今天这种感觉就是。

三个月。从省厅发督办函那天算起。

破案的过程，浓缩到最后，就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、一个“半退休”的老副组长、一瓶速效救心丸、一小点凡士林油渍。

周德明的钢笔在公函纸上重新动了起来。

当天傍晚，省厅的简要通报表扬通过传真发到了临淮铁路公安处。

一页纸。

措辞简练，但分量极重。

“案件重大、意义深远。”

八个字的定性评价，在1985年的铁路公安系统里，等同于在你的文档上盖了一个金戳子。

第二天。

广州日报社会版。

b3版右下角。一篇一千二百字的通信稿。

标题是：《k117次列车上的“铁壁”——一起铁路盗窃大案的破获始末》。

作者：林若溪。

稿件里没有出现张建军的名字。按照公安系统的保密纪律，涉案民警的个人信息不对外公开。

但稿子里用了一个措辞。

“一名年仅十八岁的新任乘警。”

这个措辞在稿件中出现了三次。

第一次是在导语里：“正是这名年仅十八岁的新任乘警，凭借过人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推理，将一个流窜铁路沿线长达四年的盗窃团伙一网打尽。”

第二次是在第四段：“据了解，该乘警上岗不足两个月，甚至尚未获得正式编制。”

第三次是在结尾：“当记者试图对这名年轻的乘警进行专访时，被婉拒。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

张建军没说过这句话。

他说的是“按规矩办”。

但记者有记者的写法。一句干巴巴的“按规矩办”放在稿子里太生硬，不如“本职工作”四个字来得掷地有声。

那张照片也登了。

林若溪在列车连接处抓拍的那张——嫌疑人蹲在地上往鞋垫底下塞东西的画面。黑白印刷，颗粒粗糙，但画面的冲击力通过报纸的油墨传了出来。三角眼、塌鼻梁、右脸颊上的黑痣，在昏暗的连接处灯光下显得阴沉而鬼祟。

这张照片让林若溪拿到了她进入报社以来的第一个“编辑部推荐”。

而给她这张照片的那个人，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在稿子里出现过。

五天后。

嘉奖大会。

临淮铁路公安处办公楼三楼会议室。

会议室不大，塞了四十来号人之后连转身都费劲。折叠椅在廉价的塑料地砖上排成七排，椅面上的铁管焊接处渗着锈迹。

张建军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上。

制服刚洗过，深蓝色的确良布料硬邦邦的，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。

周德明在台上念表彰决定。

“……经研究决定，授予张建军同志个人三等功一次，通报嘉奖一次……”

掌声响起来了。

四十来双手在狭窄的会议室里拍出来的声音，被四面墙壁反射回来，显得比实际人数多了一倍。

三等功的审批速度快得反常。从事迹上报到批复下来，只用了五天。

正常流程至少三周。

王建国坐在第一排，手掌拍得很用力。他的脸上没有笑，但眼角的皱纹比平时舒展了。

刘大志坐在张建军旁边。没鼓掌。两只手插在制服口袋里，嘴角挂着那副笑眯眯的表情。但这一次，笑意是进了眼睛的。

“……奖金人民币三百元。”

三百块。

1985年。一个普通铁路职工三个月的基本工资。

张建军上台领了奖状和信封。

奖状是红底烫金的，信封里面是三张崭新的大团结。

他从台上回到座位的时候，路过刘大志身边。

刘大志的左手从口袋里伸出来，在张建军的骼膊上拍了一下。

手掌粘贴去的那一秒，中指上那道十年前的旧疤抵着张建军制服的袖子，硬硬的增生组织隔着布料传递过来一种粗粝的触感。

没有话。

一切都在那一拍里面了。

散会。

人群从会议室往外涌。

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，灯光打在水磨石地面上泛着冷白色的光。

张建军走在人群的边缘，右手拿着奖状，左手柄信封塞进位服内袋。

走到楼梯转角的时候。

对面来了一个人。

穿着铁路货运段的制服。肩章标识是副科级。四十出头，面相温和。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镜片很干净，是那种每天都会擦拭的干净。

路过张建军的时候，他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。

然后他笑了。

笑容很标准，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，不过分热情也不显得虚伪。

点了点头。

步子没停，继续往前走了。

张建军没有停下来。

但在错身的那零点几秒里，他的馀光扫过了那个人胸口的工牌。

工牌上面印着三个字。

李东海。

张建军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均匀地响着。一步一步，不快不慢，跟之前每一步完全一样。

但他注意到了李东海走过去的方向。

不是往楼下走。

是往走廊尽头走。

走廊尽头。办公楼三楼西侧。

那里只有一间办公室。

周德明副处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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